洋设计考验国人审美观和财富观
本文章转载自:人民网（责任编辑：庄红韬）
近年来不断有人惊呼：中国成了“洋设计”的“实验场”！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蛋壳”、“鸟巢”、“央视塔楼”……洋人经典之作已纷纷出笼。据有关专家透露，各地请来的“洋设计”，虽然其中不乏“真神”，但也有不少三流“假神”混入其中。为什么要花高昂的价格追求这种“时尚”？“洋设计”究竟给中国建筑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
距离
现场报道：本土设计师，你在哪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濮婕/北京报道
在电影《大腕》里，那位地产大腕曾说过的精典调侃相信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的设计师，建出最高档次的公寓……做房地产就得这么做—‘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目前中国建筑业拼命“求洋”的奢华之风……
的确，不知从何时起，国内重大公共建筑中标方案公布之时，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名字。从奥运场馆到CBD建设，从世博开篇到城市建筑、从城市规划到住宅布局，甚至就像浙江金华这样的小城，也请来了“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如今，“洋设计”在中国建筑业的确已经成了“时尚”，全国各地几乎都可以见到世界知名设计师的身影。
5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的建设工地。登高俯视，央视新址后面的右侧建筑是国贸中心，左侧是中服大厦和惠普大厦。从设计效果图上看，两座主体大楼像“利剑”，直刺苍穹；外形建筑呈“Z”型，更是匠心独具。确实，这座耗资50亿元聘任国际上早已享有盛誉的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楼，以其独特的构思、倾斜的外形、鲜明的个性，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记者突然想起我国建筑泰斗—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院士说过的一段尖锐的话：“一个建筑不仅要考虑美观，还要考虑花多大的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美观，以及是不是只有惟一的途径才能得到美观，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建一幢房子就得50亿元甚至还要追加投资，50亿元是个多么了不得的数字，中国现在并没有富到不在乎这50亿啊！”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国家大剧院建筑工地。这座由法国人安德鲁设计、花费了至少30亿元的“蛋壳”，从工程立项、设计招标到开工前期的准备，几乎每走一步都能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争议。顺着这枚前卫的“蛋壳”，向东侧一带放眼望去，是中央领导人用于庆典检阅的天安门城楼、迎接外国首脑仪式的广场、召开各类政治性大会的人民大会堂，政治气氛十分浓烈。与此一比，“蛋壳”似乎设计得太超前了。一位记者熟悉的建筑学家曾这样评述“蛋壳”—“这无疑只是使天安门这一政治性极强的地带，多了一座‘坟’，多了一座怪怪的建筑。”更让人担心的是，眼看“蛋壳”快要向世人展现了，而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直到目前，在国家大剧院178亩的地盘上究竟谁可以拍板决定大剧院的演出和经营尚无人应答。已有不少专家担心，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这项“世纪大工程”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漏斗”，纳税人的钱就会通过这个“漏斗”，流到深不见底的“无底洞”里……
除了资金的考虑，还要思考的是这些“洋设计”是否真的就代表着时尚？
近日，一位刚从欧洲回国的朋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起自己的感慨：看到自家附近一片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楼盘，风格全是欧洲传统建筑，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欧洲，真正住这样房子的全是穷人。很显然，国外有钱人与国内有钱人追求富丽堂皇的欧陆建筑风格的心理恰恰相反。
望着一幢幢“洋设计”在视觉上玩足了“吓人一跳”，数着那些一个个城市，为了面子光鲜，硬着头皮地不惜花费是国内设计单位的3-4倍、甚至是10-20倍价钱请来的“洋大师”，记者心中充满苦涩之感。就算国际设计大师技艺精湛，可是在我们的官员、商家们如此大笔一挥时，不知有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过分追求“冲击力”，所带来的盈利回收到底有多少？望着中国已成为一个个洋建筑设计师的“试验场”，回味他们在中国的“攻城略地”屡屡得手，我们的确需要冷静反思：既能代表中国又能代表国际最高建筑水平的优秀本土建筑设计师，你在那里？！
对话：“洋设计”吃香 莫非更懂中国“国情”
主持人：濮婕
嘉宾：
张祖刚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王明贤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建筑评论家
张宝全 今典集团董事长
“洋设计”更懂中国国情？
主持人：在中国建筑设计市场“洋设计”的设计水平是不是都很高？这与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
张祖刚：“洋设计”的水平是不是都很高？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水平非常高，但有的较差。我始终认为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北中轴线大片的绿地所包括的这组建筑（鸟巢，水立方等）、国家图书馆（德国 KSP 公司中标）是不错的。但是央视新大楼我是一直否定的，我否定的不是它的设计水准，而是它的结构不稳定，用钢量很多，做起来很费钱。北京需要抗八度地震，而这种扭曲的结构目前并不成熟。
十年前美国的著名建筑师艾森曼给德国柏林市中心做了一个设计，类似于央楼“歪门”—两个高塔，中间用不平衡的连接体连接。那个设计从艺术角度看比这个还有冲击力，但是德国没有采纳，主要原因就是太贵。发达国家都在考虑经济问题，更何况我们？我认为是我们中国评选的问题，“洋设计”可以自由发挥，但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一个选择标准。还有，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这个方案总体设计考虑了改善天安门广场周围的生态环境，加多了大片的绿地面积，这个思路我是十分赞同的。但我认为，大剧院不该建在这里,从保护北京旧城来分析，这里似乎应当多保留一些胡同、四合院为好。现在大剧院已经封顶了，给我的感觉是体量大了，不像原来设计图上的空间那么宽敞宜人，而且在一条街上有三个剧场，如此集中，将会影响交通。但这些都是城市规划问题，与安德鲁无关，你给人家这个条件，人家就给你创造这个产物。
王明贤：我认为，涌入中国的“洋设计”多种多样，鱼龙混杂。的确，有些不错的建筑师进入了中国，对推动中国建筑的发展会起到作用，但是现在也有商业性的事务所进来，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进入中国的很多商业性事务所，虽然在国际上声势很大，但是名声很臭。他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设计做好，而是为了把钱挣到—为了这个，他们就会不惜利用各种手段讨好中国的业主。他们能为中国当代建筑留下什么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最早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上海波特曼酒店，它不是纯粹的现代建筑，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后来波特曼集团在上海又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像在国外做的那么严谨，很多中国建筑张牙舞爪的特征他们都学会了，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做中国城市领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建筑，所以他们屡屡中标。有的外国建筑师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
主持人： 目前，“洋设计”在建筑业非常吃香，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祖刚：对“洋设计”吃香需要具体分析，就像我前面所提的那些设计，都是国际竞赛评选出来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方案放在一起一看就能看出优劣来。就像鸟巢的设计方案，和其余两个：北京市设计院、清华与日本合作的设计比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这个建筑在与自然结合的光、气、风、木上都有发展：通过钢的编织网架，还有外覆膜，光线是柔和的；场内的空间没有柱子，是开敞的，自然通风，气流通畅；内部草坪也易于维护，运动合宜；内部空间做成了灰红颜色，外围地面按十二个属相分区，便于进出查找，有中国的特点。总之，我认为它是一个考虑了与自然共生的新作品，与世界建筑发展是同步的。至于造价高、用钢量多的确是个问题，但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13.6 万吨的用钢量，减到了 5.3 万吨，减少了 8.3 万吨。鸟巢的建筑理念将会在世界建筑史上载入史册，当然这是一个特殊建筑，其奢华是别的地方不能攀比的。
王明贤：怎么看待“洋设计”吃香？这不能怪人家，只能怪我们自己。1980 年代以前，建筑师被压制得很厉害，没活干；1990 年代以后，活儿多得很，大家都忙于挣钱，根本没时间思考设计。建筑师最害怕遇到的两件事，都让中国建筑师遇到了，你怎么能期望他们能设计出优秀作品、经典作品来？可是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洋设计”，确实可让我们认认真真地取到“真经”。只是现在的中国建筑业，有些人确实有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使得一些劣质商业性的事务所混入其中，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张宝全：在目前中国建筑界，“洋设计”较多且有代表作，而国内设计的代表作却较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洋设计”来势汹汹，对此我们应有学习、借鉴、宽容的胸襟。我坚信，在以后的市场上中国的建筑师会具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并将之运用于设计中。曾经，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杂志评出目前中国八大建筑，大建筑有四个：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还有四个小建筑：苹果社区售楼处、远洋艺术中心、艾未未艺术展览馆和陕西马清远“父亲宅”。前面四个大建筑是洋设计师的作品，后面四个小建筑是国内设计师的作品。
一个建筑打动人不是靠外在的形态，而是靠形式里内涵的文化。本土建筑师完全能靠文化取胜。比如现在几个奥运会中标的大型建筑，除了水立方之外，其它建筑都有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包括水立方也是由中方建筑对外立面进行了修改，使水立方体现了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
如何评判设计水准？
主持人：判断一个“洋设计”该不该被采纳，应该遵循哪些标准？除了客观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为因素？
张祖刚：我认为任何建筑的衡量标准，都要以生态、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只要能做到这几点我认为就是先进的。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3 号新航站楼，是由荷兰 NACO （规划）, 英国养育（建筑）和 ARUP （结构）强强联合，其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建设环境，保持更好的生态环境，给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这个设计不是先考虑造型，而是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等。
王明贤：设计标准定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定位，不像体育比赛，第一名是大家公认的、公正的。建筑是文化、科技、艺术的综合体。我认为一个好的建筑，除了客观标准，还要适合它的地理、地貌、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而绝非千篇一律地死套。很多现代性建筑与城市环境不协调，这是一个城市整体规划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建筑师个人的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来拒绝这些在其他国家取得巨大声誉和成功的建筑大师，来实验他们的作品，毕竟他们以前的实验已经被国际建筑界所承认。在来到北京的这些外国建筑大师中，库哈斯是国际上最权威的建筑奖—普利兹克奖2000年的得主，赫尔左格和德穆隆则是2001年的得主，他们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建筑大师。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以这样那样的“标准”来拒绝他们呢？
张宝全：建筑是非常文化的艺术品，在设计标准上，建筑师对文化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拷贝，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明清街；另一种就是对西洋的照抄，真正的既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建筑几乎没有。我们需要文化，文化实际上是精神的一种关注。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历程，包括文明历程的记录。房子在表达商品价值的时候也必须关注自身的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抄袭或模仿，而是要投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
把现代性和民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建筑标准的必备要素。这样的作品必须将古典艺术风格融合于现代概念中，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钻研。此外，一个建筑并不是你把它建好了，它的功能就会显现，要能在城市发挥作用，它还必须和城市的其他功能互相连接。就像央视的新大楼，如果CBD的交通规划做不好，你把这样的大楼建起来以后，道路不能通畅，它的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北京CBD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其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像上海的浦东那样，由政府组织对整个浦东拆迁、道路、管线等等都是统一规划组织，其效果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北京应该借鉴这样的做法。现在有很多问题，有老的建筑维护、新的建筑修建、土地的权属等等，由政府出面协调相对容易些。如果让几家企业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缺乏力度。
“洋设计”能否改变中国建筑业？
主持人：“洋设计”的纷纷涌入，给中国建筑设计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洋设计”的泛滥，与我国的某些招标体制、招标方式有没有直接关系？
王祖刚：首先我要肯定，“洋设计”的纷纷涌入是个好现象，这对中国建筑设计是绝对地促进！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取，尤其是那些先进的设计理念。而对于中国那些招标体制、招标方式喜欢“洋设计”，也是有其道理的。像英国FOSTER的3号航站楼将生态、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融入其中是很强的，我们中国建筑师还没有考虑得这么周全。像鸟巢、航站楼、国家大剧院等很多建筑的大网架的屋顶，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建造不出来的，是全部去国际市场买的。如果现在让我们去试验、去逐步上市，将会耗费很多的金钱和时间，而现在引进这些先进的技术、理念，是中国当今建筑所需要的。
我不否定“洋”，但是我要提醒人们应分清他们是不是真先进？像刚才举例的都是先进的，至于有的地方请的“洋”，那要另当别论。如央视大楼的结构合不合理？我们请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公司做的结构，但是那个“扭”结构，即使在世界建筑水平上还没有到达那个高度，不合理、不平衡、不稳定性非常大，做起来又十分昂贵，而且不保险，对于央楼可能并不值得。而国家大剧院，是你给人家的定位，怨不得别人。
“洋设计”的泛滥，也是由于中国的设计太廉价了，根本体现不出设计人员的价值。一个中国设计师只能拿整个设计的2%左右。而“洋建筑”，他们拿5%~6%是正常的。因而“洋设计”一年做一两项即可，他的收入完全足够了，同时他们的工程量也没有如此巨大，使得设计都很细腻。而中国的设计，“几天出图，左改右改，赶工程”，很多都是粗犷的，使得很难出精品。
王明贤：今天的中国，是外国建筑师实现梦想的地方。“鬼子来了”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所有人都希望这些标志性建筑是由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设计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建筑师的确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认为，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对中国建筑发展而言利大于弊。
现在可怕的是，我们的许多开发商只是用‘洋设计’来炒作罢了，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国外建筑师设计的都是好作品，却还要引入一些劣质的“洋设计”。那些很差的国外商业事务所，纯粹就是为了到国内抢饭碗，他们会揣摩业主的心理，你要现代式就给你现代式，你要摩天楼就给你摩天楼，根本不从学术上考虑。这种笑话很多，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些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非常忙碌—忙着走穴。还有的中国事务所，参与投标的时候专门请外国人做方案介绍，而且一定要黄头发蓝眼睛的白人，现在所谓的国外设计师很多干脆都是中国人，正是所谓“假洋鬼子”。
在目前的中国建筑业，迷乱确实存在，有的招标体制、招标方式明确只要“洋设计”。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似乎是个必由之路，日本也是一样，从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初期，外国建筑师纷纷进入，几乎所有的建筑大师在日本都有作品。当然，中国情况与日本不同，日本进来的是真正的世界大师，而我们请的绝大部分是三流的洋建筑师。对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把好这个关。实际上，现在大多数城市管理部门和业主都不知道建筑师还有商业性和学术性之分。这样来看，我们的钱花得才真正冤枉。此外，我也希望主管部门能多给我国青年建筑师好的发挥长处的氛围，现在看，这种“给予”很少。
张宝全：高水准的“洋设计”的确让我们享受了视觉的盛宴，有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但对于招标体制、招标方式，今天我不能不承认，拥有控制力的是资本，资本的文化含量会决定它的商品中的作品含量。当资本运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底蕴达到一定程度，与建筑师的沟通就不会只停留于市场层面，而能在更高的建筑文化层面上进行沟通，否则双方的沟通会很难。虽然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让建筑师主宰一切”，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市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任何建筑师都要想方设法来说服资本运作者。现在许多建筑师，特别是后现代建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往往太注重形式的追求和张扬，而把内在的功能忽视了。我只注重形式和内容如何结合得更好。苹果社区的规划招标，最后还是本土设计师张永和中标，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一个道理：虽然在中国建筑还缺乏创造力的时候“洋大师”会充斥市场，但一旦中国建筑师对市场把握很娴熟时，中国建筑师对现代建筑的创作能力，可能会超过“洋大师”。这也许正是“洋设计”涌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好处”！
